若是身为女人，我们只能通过母亲去回溯过去
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
浪漫已被扼杀？在炮火中看到统治者们的嘴脸，确实令人震惊（女人们尤其是，因为她们对接受教育及其他始终保有幻想）。
既要赚大钱，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——没有任何人能兼顾这二者。
没有一个子儿可挪用于“安逸舒适”：用在鹧鸪和美酒、学监、草坪、书籍、雪茄、图书馆和闲暇项目。
能在这片荒芜之地建起徒有四壁的院墙，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
毕竟，她们连三万英镑都要辛苦筹措，她们是为圣安德鲁斯教会的教士们生十三个孩子的母亲们。
你们知道吗，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人谈论最多的生物？
但令人吃惊且无法解释的是，性别——确切地说，就是女性——也吸引了好些讨人喜欢的散文家、妙笔生花的小说家、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，还有一些不学无术的男人：除了不是女人外，别无过人之处。
那一百年开一次花的龙舌兰恐怕都得花开二度了。
歌德称颂她们，墨索里尼鄙视她们。
真理从我的指缝间溜走了，一点一滴都没剩。
然而，深藏不露的真理常常就在我们的百无聊赖、我们的白日梦中浮现出来。
其他的小新闻见缝插针地散布在报纸各个角落：某女影星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山顶用绳索垂挂，悬于半空。天气将起雾。
我猜想，只要拾起这份报纸，哪怕是匆匆光临本星球的外星人，哪怕只是瞄几眼零星片段，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之下。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位教授的绝对优势。
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。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；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，是该施以绞刑，还是当庭释放。除了起雾这件事，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
也许，他有点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，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，而是自己的优越。那才是他急于强调、过分捍卫的东西，因为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。
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。没有自信，我们就好像摇篮中的婴儿。
那么，我们如何能尽快培养出这种无法衡量却弥足珍贵的品质呢？认定别人不如自己。假定自己生来就比别人优越——或是富有，或是高贵，或是有挺拔的高鼻梁，或是藏有罗姆尼为祖父画的一幅肖像——人类这种可悲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。
千百年来，女人都要担当魔镜的职责：拥有令人满足的魔法，可以将镜中的男人放大两倍。如果没有这种魔法，这个世界恐怕至今仍是洪荒泥沼、密林草莽，根本无人能得知所有争战带来的荣耀。我们大概还在羊骨残骸上刻画鹿的形状，还在用火石换羊皮，或是任何能满足我们原始品味的朴素饰品。超人也好，命运的魔爪也好，都不可能存在于世。沙皇和凯撒也不可能先戴上王冠，再丢掉王冠。纵观各大文明社会，不管怎样使用这魔镜，对一切暴力和英雄壮举而言，魔镜都必不可少。所以，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强调女性低劣卑下，否则，他们就没办法膨胀为伟人。
说这本书写得多差，或那幅画是多么缺乏力度，诸如此类的评头论足若出自女人之口，而非男人之口，怎么可能不带来更多痛苦、激起更强烈的愤恨？因为，如果她开始讲实话，魔镜映照出的形象就会开始缩小，他契合生活的程度就必然降低。
假设他不能在早餐和晚餐时段，一天起码两次看到自己加倍膨胀的身影，那他还怎能继续。宣布判决、教化民智、制定法律、著书立说、又怎能盛装打扮，在宴会上高谈阔论？
跟赚了上万英镑的高级律师相比，把八个孩子拉扯大的清洁女工对这个世界而言就更没有价值吗？
在想象中，她无比尊贵；在现实中，她根本无足轻重。
她充斥于诗集的字里行间；却在历史中无迹可寻。
如果先读历史，再读诗章，那我们会看到一个何其奇特的怪物啊——长着鹰翅的蠕虫，象征生命与美的精灵在厨房里剁板油。
猫是上不了天堂的，虽然，他补充道，它们也有某种灵魂。
猫进不了天堂。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的剧作。
所以——当诗人的心禁锢于、纠缠于女人之躯，谁又能揣度出那是何等的炽热和狂暴？——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她自杀了，死后被葬于某个十字路口，也就是如今大象城堡酒店门外停靠公共汽车的那个地点。
我认为，如果有哪位女性在莎士比亚时代拥有与其比肩的才华，她的人生走向必然大致如此。
然而，女性群体中必有某方面的天才，工人阶级中也必然如此。时不时地，就会出现一位艾米莉·勃朗特或罗伯特·彭斯大放异彩，证明天才的存在。
但史书显然不会记载这种天才的存在。
不过，每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溺毙，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，某个聪明的女人叫卖草药，甚至某位杰出男士有位贤母，我都会意识到：沿着这些线索寻觅下去，我们就能追踪到某位被埋没的小说家，某位怀才不遇的诗人，某位默默无闻、不为人知的简·奥斯汀，某位因才华被压抑而被折磨得在荒野上跌跌撞撞、头破血流，或在路边迷离游荡、蓬头垢面、紧锁眉头的艾米莉·勃朗特。
其实，我甚至敢说那位写下如许多诗作，却从不曾署名的“无名氏”，多半是女人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爱德华·菲兹杰拉德曾暗示说，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，因为她要边纺线，边低声哼唱哄孩子，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。
对他们，世人会说：想写就写呗，反正我是无所谓的。但对她，世人不会这样说，只会冷嘲热讽：写作？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？
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——你不能做这件事，你也做不成那件事——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、去克服的。
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，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。
即便到了当代，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在意自己的声誉是否名副其实，经过墓碑或路牌时，通常也没有想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的强烈渴望；完全不像阿尔夫、伯特或查斯之流，必定会听从本能，他们看到了漂亮女人，或哪怕看到一条狗，都会喃喃自语：这狗是我的。
她说他的诗作《琐事》表明“他更适合抬轿子，而不是坐在轿子里”。
其意义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大。
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。
所有的杰作，都不是孤立地横空出世的，而是经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果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；单一的作品发声，但响彻其后的是众人经验的共鸣。
无论如何，假如有人发现你在写《傲慢与偏见》，你绝对不必感到羞怯。可是，门轴吱嘎作响却会让简·奥斯汀庆幸，因为别人还没进屋，她来得及藏起手稿。在简·奥斯汀看来，写《傲慢与偏见》多少有点见不得人。
“……女性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，才能去渴求杰出的成就。”
在文学世界里，这可能是克洛伊第一次喜欢奥莉维亚。
我尽力回想自己读过的书中，是否有过两个女人的友谊。《十字路口的黛安娜》中有过这样的尝试。当然，在拉辛和古希腊悲剧中，她们是彼此的闺中密友；偶尔是母女。
在简·奥斯汀的时代之前，小说中所有的重要女性都是从异性的视角来看的，而且，只有在与异性发生关联的情况下，她们的形象才得以显现。
然而，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，与男性的关系是何其微小的一部分啊；而男人对这种关系的了解又是何其浅薄啊，他们只会戴上“性”给予他们的黑色或粉色眼镜去打量两性关系。
哪里会有别的可能？千百年来，女人一直深居屋宅，时至今日，房间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，其实，砖石灰泥早已不堪重负，这股力量不得不诉诸笔端，或写或画，或从商，或从政。
因为那是历经了千百年最严苛的管束后所赢得的、无可取代的力量。
如果有位探险家探险归来告诉我们，还有另一种性别的人，正从不同的枝叶间仰望另一片天空，岂不是对人类作出了更大的贡献？
两种性别间的互惠互助之一，便是为彼此描述这后脑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。
全神贯注地策马腾跃吧，我恳求她，好像我把全部家当都押在她身上了。
再给她一百年，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，每年给她五百英镑，让她畅所欲言，把她现在写进书里的东西省去一半，她就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。
但令人怀疑的是：诗歌能从孵蛋器里孵出来吗？
那时候，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尚未降生，作家们仍一视同仁地运用头脑中的两性。
煽动一种性别的人去反对另一种性别的人，抬高一种素质去抵制另一种素质，这种自命不凡、贬低他人的行为都好比是人类社会小学阶段的幼稚行为。
但若是为了向手捧奖杯的校长、袖中装着量尺的教授表示敬意，哪怕只是牺牲一丝一毫你的见解，褪去一点一滴色彩，都是最为可鄙的背叛。相比之下，人们曾认定的最凄惨的灾难——失去财富或贞洁——都不过像是给跳蚤叮了一口。
五百英镑的年收入代表了沉思的力量，门上的锁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但即使这只是一种允许更多阐释的象征笔法，你们仍会说，思想应超脱于这些俗事；还有，大诗人往往穷困潦倒。
但事实却是，英国的穷孩子少有出头之日，并不比雅典奴隶的孩子拥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心智自由，亦即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仰仗的基础。
所以，我请大家放手去写各类书籍，不管是琐细或宏大的内容，只管去写，对任何主题都不必有顾虑。
别总梦想去影响他人。要去思考事物的本质。
在我看来，你们是愚昧无知的，这很丢人。
你们从未有过任何重大的发现。
你们从未动摇过一个帝国，也从未率领士兵、上过战场。 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不是出自你们的手笔，你们也从未带领任何一个蛮夷之族领受文明的泽被。
她年纪轻轻就死了——唉，她连一个字也没有写过。她葬身在大象城堡酒店的对面，现在的公共汽车站那儿。
而我现在相信，这位一个字都未曾写过、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。
她活在你我之中，也活在今晚不在现场的很多女性之间，她们不在这里是因为她们还在刷盘子、哄孩子入睡。 但她活着，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，永世长存，一有机会便能活生生地走在我们当中。
我认为，这个机会正在到来，因为你们有力量给予她这个机会。
没有可以依靠的臂膀，我们都是独自前行，我们与整个现实世界发生关系，而不只是在男人女人的世界里；
那么，机会就将来临，那死去的诗人——莎士比亚的妹妹——就能重焕新生，恢复她一再压抑的本来面目。她将从那些无人知晓的前辈身上汲取生命，就像她哥哥之前所做的那样，她将重生。
但若没有这番准备，没有我们的努力，没有重生后就该尽情生活和写诗的信念，我们就无法期许她的到来，因为那将是不可能的。
但我依然坚信，她会重生而来，只要我们为她努力，哪怕是在清贫、寂寞中努力，也是值得的。